合法股票配资关税对美国药价的影响及政策的内在矛盾

虽然对制药行业来说合法股票配资，关税的豁免对其暂时还没有带来冲击，但是，美国商务部就是否要对药品加征关税已经展开了232条款调查，而且希望加征关税的幅度是50-200%，而不是市场猜测的25%。虽然232条款的调查一般流程会是9个月，但美国政府肯定会加速，在年底前加征药品关税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根据美国最大的药品游说组织PhRMA委托安永对关税影响的研究报告，2023年，美国从海外进口的药品（含原料药）金额是2030亿美元，当年的美国药品成品市场销售额是3930亿美元，进口药品占到了52%，其中73%来自欧洲，主要是爱尔兰、德国和瑞士三国。

如果实施25%的进口关税，美国药品开支将每年增加510亿美元。进口药品是中间体还是成品对药价的影响还是不同的。如果是成品，成本将通过批发商和零售商传递给终端消费者。但中间体只占有药品成本的一部分，对药价的传导机制并没有那么直观。根据报告的测算，如果将进口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美国药价将上涨12.9%。

另一方面，报告也对美国出口药品的成本表达了担忧。由于美国约25%的药品产量用于出口，2023年出口总额达1010亿美元。如果成本上升削弱了对美国药品的需求，药品行业49万个出口相关工作岗位中的一部分可能会面临裁撤的风险。

虽然已经有多家大型药企宣布了美国科研和制造工厂的大规模投资，但考虑到工厂建设的周期和人才的招募，药品关税一旦实施，短期对美国药价的冲击是巨大的。

从药价本身来看，如果要消化进口成本的上升，主要有两种方法：仅提高净价而不提高标价和提高净价也提高标价。

美国的药价体系较为特殊，药品批发价（标价）并不是药品的真实价格。PBM这一药品中间人实际控制着药品目录和药价谈判，为了从药品流通中获利，PBM会与药企谈判得到真实的药价（净价），标价与净价之间的差异叫rebate。不过，近年来，PBM将大部分rebate返还给了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和企业依靠这部分rebate的费用来补贴其他高额医疗支出。

从近年的趋势来看，医疗福利较好的保险计划越来越倾向于低标价高净价的模式，而福利偏弱的保险计划仍然保持高标价低净价的模式。

因此，如果要消化药价涨幅，关键看保险计划的选择，如果是低标价高净价模式，由于rebate空间本身就很小，很难在提高净价的同时而不提高标价，对于终端用户来说，直接的体现是copay会增加。而对高标价低净价的模式，由于rebate空间很大，完全可以在提高净价的同时不提高标价，对终端用户的影响就很小。但是，较高的rebate本身就意味着支付方或PBM较为依赖这部分收入，难以承受药价上涨削弱了rebate收入。因此，其上涨标价的意愿也会很强，由于本身标价就高，涨价带来的copay会更高，对终端用户的冲击更大。

而且，随着医疗使用率的持续维持在高位，很多保险计划的赔付率一直很高，本身也难以忍受药价上涨对其成本的冲击，成品药的进口成本必然最终会转嫁到用户，从而加剧医疗通胀。

但另一方面，共和党政府并没有逆转IRA（《通胀削减法案》）的药价改革，希望持续削减药价，为Medicare节约费用，从而降低医疗开支。

根据2025年4月份发布的行政令，白宫强调第二轮药价谈判要比第一轮节约更多的药品开支，这意味着药价降幅将更大，而第一轮最高降幅已经达到79%。而且，根据行政令加快仿制药的替代要求，药品开支的增速将明显减缓。

因此，关税和削减药价的政策完全是相反的，增加关税会明显推高药价，但政府又想削减药价。虽然政府可以试图去削减中间商PBM的费用，但由于PBM已经将rebate大部分返还给了支付方，而打击支付方又与当前共和党的利益相反（具体可参见《Medicare：美国医疗投资唯一的确定性》）。所以两个政策实际是无法同时存在的。

当然，对于品牌药来说，由于价格高昂和利润空间大，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成本压力没有仿制药那么大。因此，更多大型药企在美国境内扩大产能是可能的，比如，礼来、罗氏和诺华都在过去几个月宣布将在未来5年投入数十亿到数百亿美元在美国建立多个工厂以提高产能。但工厂建设和投入运营都需要时间，如果不能提高药价，在本土制造成本的上升也将吞噬药企的利润。更关键的是，欧洲的低税收才是药企搬迁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礼来等大药企一再游说政府降低税收来吸引药企回流，而关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药企的决策。

而对于仿制药企来说，由于70%的仿制药是进口的，增加关税将明显推高仿制药的价格。美国的生产成本过于高，将产能进行迁移将迫使仿制药企提高药价，削弱其与品牌药的竞争力，更无法起到利用仿制药降低药价的作用。

那么，两个完全冲突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框架中，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目标——削减联邦开支。增加关税的目标是减少对国内税收和债务的依赖，削减药价也是降低联邦开支的途径。但是，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预算框架，没有去计算增加关税导致的药价上升会导致联邦开支增加，与削减药价的目标有着本质的冲突。

因此，当两个冲突的工具出现在同一个政策目标中，不可能同时都能存在。如果削减开支是第一位的，加征关税的政策就要让路，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新推出的2026预算案要大幅削减国内开支1630亿美元，其中医疗开支是重点削减对象。

而关税如果最终落地，医疗通胀将大幅上涨，那么在力保Medicare开支的预定前提下，医疗开支不减反增。

不过，无论如何，作为共和党长期金主的药企即使象征性的在美国加大投资也很难再回到之前的市场优势。无论最终削减开支还是加征关税合法股票配资，药企的利润都将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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